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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官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为了中央集权而想方设法削弱和分割地方权力，地方上的军政财监各成一系导致权力过度分散，这迫使地方上对中央过度依赖，失去了因为地域差异而必须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继而导致体制严重僵化，行政费用极高而效率极低，贪污腐败更是愈演愈烈。
这种情况到了大宋中、后期越来越严重，三冗（冗兵、冗官、冗费）弊端尤其突出，财政陷入危机，而财政危机则是大宋变法的缘由和动力，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随即应运而生，但变法必然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于是大宋在变法和不变法、推行新政和废除新政之间反复折腾，并演化出新党和旧党之争，演化出以党争为表象的权力争斗。
朝廷在政策上的摇摆和反复，新旧两党在权力上的血腥斗争导致中央权威降低，导致中央权力弱化，而相对应的则是地方得到了更多的权力，而地方上之所以得到更多权力，则是因为中央朝令夕改，两党针锋相对轮流执政导致地方官僚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导致两党士人的利益严重受损，于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开始明目张胆、变本加厉地掠夺国家财富。
财政是国之命脉，利益集团要掠夺国家财富，首先就要削弱中央财权，加强地方财权。把中央的钱变为地方的钱，再把地方的钱变为自己的钱，这是合法掠夺国家财富的最好办法。
中央集权财政体系的原则是“天下一体”，即各地财赋要通融均济。大宋初期地方财政相对宽裕，中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天下财赋通融均济。
财政危机出现后，变法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中央财权，经济上进行国家垄断，开源节流，增加中央财赋，而反对变法者则坚持固有政策，增强地方财权，经济上更加放任自由以增加财赋。这两种理论归结到具体政策上，就是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财权。
新旧两党激烈交锋的结果是，大约从大宋中期开始，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管理原则明显发生了变化，每一转运使路开始基本依赖本地财政收入，实行独立核算的理财政策。
在各转运使内部，推行“以一州一县之力，供一州一县之费”。在这种各路、各州郡独立核算的理财格局下，各地财政收入与开支畸轻畸重局面随之出现。相应地，州郡为了应对各自独特的财政局面，在财政的收与支方面也会因事创制，自行其事，从而使得本属天下一体的财政体制呈现一人千面之相。这种财政政策直接导致各个地方为了本地利益，创谋财路，形成贪赃枉法的根源。
各地方在财政管理方面的因事创制，自行其事，集中体现在国家财务制度地方化，也就是中央和地方妥协，中央调整国家财政制度，使之适应于地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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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这几年在研读大宋国策上花费了不少功夫，加上最近几个月和童贯有过多次的深入讨论，理解更深，因此说起大宋的政经制度上的利弊也是头头是道。
三个女人对财政危机、赋税制度都很陌生，这时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但心里对李虎的评价却高了一大截，这个人能成为王者，的确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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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9章 抢人、抢钱、抢粮（）
“温公（司马光）反对变法，坚持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认为这样可以还富于民，官不与民争利，但事实是，中央财富被地方官府掠夺，国家财富被贪官污吏掠夺。”李虎叹息道，“温公希望地方财权有所增加，他的本意是希望国富民强，但结果和他的愿望背道而驰。”
“地方财权的增强，直接导致了诸多弊端，并由此引爆了大宋贪官污吏对国家财富的疯狂掠夺，而中央财政危机也因此更加严重了。”
“在诸多弊端中，‘账不上报’最为严重。”
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最主要的体现之一，就是中央计司可以掌握地方各级财务部门的收支账目。在元丰之前，天下各路、各州府每年都要造计帐提交中央，三司因此可以掌握每年的财赋总收入。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财政制度改革，各地方转运司除了向中央提交各州府的钱粮物帛等收支的计帐外，还需上报地方的《收支见在钱物状》，中央仍能借此掌握财计的大概收支数目。
其后这一制度虽然没有废止，但在财政管理的实际操作中，根据赋税制度规定所征取的钱物正额与实际岁收之间，中央规定拨留的财税与州府实际经费开支之间，越来越不相符合，基本上都是在造假。朝廷虽然屡次下诏，命令各地州府向中央提供实际收支数目，但地方上置若罔闻，造假之风愈演愈烈，中央实际上已经无法掌握每年的财赋总收入。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弊端的就是“财不入库”。
大宋的财务制度对留供地方岁计财物的账务、仓库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严防官吏作弊，但自财政危机凸显开始，随着地方财政预算的吃紧，州县财政在账务、仓库等各方面的管理制度都出现了混乱，管理地方财务账籍的各种制度也越来越无法落实。比如帐上有官财二十万贯，但仓库里却是空的，根本就是造假。地方州府之所以财不入库，一是保证本地财政开支的需要，二是方便营私舞弊。比较常见的就是将大量财赋拨入公使库，以供官吏挥霍。
另外还有“赋不依法”的弊端。大宋的创赋增税之权，集中于中央，不容地方染指，但因为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大多亏空，如果按照国家法令来征发赋税，根本无法满足上供及本地开支，因此州县多“巧取于民”，征收附加税，说白了就是横征暴敛。
财政权力地方化必然为地方官吏贪赃枉法大开方便之门，而地方官吏也毫不手软，大肆掠夺国家财富。现今国难当头，危机重重，汴京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可以想象，地方官吏的贪污肯定是肆无忌惮，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匪夷所思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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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已经把自己说服了。
在这之前，他让马扩到长安把陕西军政财大权全部控制住，让张关羽和范直昌到成都，以武力抢夺川蜀钱粮，还打算让毛军到襄阳，抢夺京西和荆湖的钱粮，这三件事都超越了西北大元帅府的职权，李虎已经违背律法，事实上等同于造反，所以他一直担心说服不了这三个女人。
李虎从荥阳回来的路上，重新调整了思路。童贯这个人太厉害了，西北人未必是他的对手，而且他正在和金国秘密议和，关键时刻他还可以借助金国人的力量打击西北军和虎烈军。另外，童贯已经决定带着皇帝南迁江宁了，显然他可以接受与金国划河而治的议和方案，所以他不在乎汴京的存亡。童贯不在乎汴京，但李虎在乎，李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控制西北，还没有解决虎烈府的财政危机，李虎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他希望汴京可以坚持下去，希望把金军阻挡在黄河北岸。
为此，他需要李清照、赵明诚这样的名士到西北来，到大元帅府任职，并通过他们招揽更多的大宋文士，以便尽快稳定西北，并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来挽救大宋。大宋如果不能迅速中兴，不能迅速恢复实力，将严重影响他未来的王霸大业。
同时，他需要两位公主为虎烈府筹措钱粮。
川蜀距离汴京远，交通闭塞，张关羽和范直昌连哄带骗，软硬兼施，即使做了不该做的事，一时半会也传不到京城，但京西和荆湖就不一样了，虎烈军如果直接到这些地方去抢，后果难以预料，搞得不好就砸锅了，所以需要公主出面。公主是皇族，这就是权势，地方官员巴结还来不及呢；这样的公主如果再带着一支大军，那就是实力，如果地方官员不听话，对着干，那就要考虑自己的后路了。
但无论是李清照，还是两位公主，都知道哪些事违法，哪些事不能干，哪些事可能危及国祚安全，因此，李虎必须找到过硬的理由，让李清照和两位公主心甘情愿帮助他抢人、抢钱、抢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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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的这番话，让李清照、茂德公主和柔福公主有一种醍醐灌顶、霍然顿悟的感觉。
大宋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强大的大宋为什么被一个小小的金国打得狼狈不堪？原因是大宋的国策制度有问题，财政入不敷出，所以要变法，但变法失败了，财政危机更严重了，而此时此刻，那些无耻的贪官污吏竟然置王国社稷于不顾，疯狂掠夺国家财富，把大宋直接推向了败亡的深渊。
“我要杀了他们。”小公主气得咬牙切齿，大声叫道，“这些人都该死。”
这些人当然该死，大宋是赵家的江山，而赵家对这些官僚可谓体贴入微，像宠物一样的养着，赋闲在家有薪水，犯法了不杀头，坐牢流放了还不忘记给点补贴，结果养了一群白眼狼，拼命地吃赵家的肉、喝赵家的血，如今更是变本加厉，要吞噬赵家的江山。温文儒雅的读书人忘恩负义到这种地步，恐怕也是太祖、太祖这些老祖宗想不到的吧？
“你不要激动。”李虎严肃地说道，“这些人贪赃枉法的手段非常高明，大部分都是披着大宋律法的外衣合法贪污，你想用合法手段惩治他们太难了。”
“我要去抢。”小公主挥舞着小拳头，愤怒地说道，“谁敢不给，我杀了他们。”
李虎高兴坏了，这丫头，太好骗了。“你是公主，即使要抢，也要合法地抢，不能坏了公主的名声。”李虎说道，“如果你愿意到京西、荆湖一带筹措粮草，我就急奏汴京，向皇帝要一份圣旨，让你以监察特使的身份下去。有了皇帝的圣旨，那干什么都是合法的，就算你把地方官府抢光了，也是合法的。”
小公主一听大喜，想都不想就答应了。李虎本以为这件事很难办，谁知如此顺利，这让他喜笑颜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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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接着把自己的想法具体说了一下。
柔福公主到襄阳去，毛军带着军队保护她，到京西、荆湖筹措粮草。
茂德公主到长安去，给马扩以助力。陕西是西北将门的势力范围，而陕西各地州府的财政有很大一部分控制在西北将门手里，这些西北将门也是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一份子，所以想把陕西的军政财大权全部收到元帅府，难度非常大。
李虎希望茂德公主到长安后，给西北将门和各地州府官员施加一定的影响力，以帮助元帅府尽快稳定西北。陕西各地都很穷，财赋本来就少，西北人即使贪污受贿也发不了大财，所以李虎并不想追究成年旧案，但从现在开始，元帅府要控制西北诸路的财政权，就算收不到地方上的赋税，但也绝不能让地方以赈济、戍边为名从元帅府拿走钱财。
请李清照、赵明诚夫妇以及他们在汴京的一帮郁郁不得志的好友到元帅府任职，是想通过他们传递一个讯息，李虎和虎烈军忠诚于大宋，值得信任和支持，由此获得关洛一带文士的支持。一旦元帅府得到了关洛文士的信任，那么虎烈府不但可以迅速控制和稳定西北，还能迅速在西北站住脚。
另外，李虎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