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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赵良嗣傻不拉唧地望着李虎，愣了半天，说了一句话，“使相，你了解大宋吗？”
李虎也傻里吧唧地望着赵良嗣，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了解大宋吗？应该算了解吧，从我懂事时候开始，我就跟着老爹四处流浪，老爹教了我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和大宋息息相关，我当然对大宋有所了解了，不过，我离开大宋很多年了，儿时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如果说了解，自己都不相信。
赵良嗣苦笑，马上转移了话题。这件事说了等于没说，做为皇帝的特使，碰到这种事只能具实禀奏，而且李虎最后那句话极其不合适，连禀奏都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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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相，开春后，你是防御还是进攻？”
李虎心里很乱，想了半天才问道：“陛下的意思呢？”
“陛下认为，平州路无险可守，所以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如果你能保持攻势，将非常有利于宋军北伐。”
李虎冷笑，直娘贼，念念不忘我这点人马，一门心思要消耗我，既然如此，那你就慷慨一点，多给点钱。让人做炮灰还不给饭吃，天下哪有如此抠门的皇帝？
“给我二十万贯援助，附加条件是卖给你们一万匹战马，然后还要我给你们卖命，请问……”李虎一字一句地问道，“换作是你，你觉得应该如何回答？”
赵良嗣笑得比哭还难看，他长长叹了一口气，神情非常沮丧，“我立即回大宋。”他是个使者，他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皇帝的要求和对方进行谈判，如今谈判破裂，他只能回大宋复旨了。
临走之前，赵良嗣说了一句话，“使相，如果你了解大宋，或许你的想法会有所改变。”
这句话让李虎想了很久，然后他请来了李纲，把皇帝的手诏和有关条件具体说了一下。
“李副郎，给我一个理由，给我一个主动进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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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凝神沉思，整理了一下思绪，随即说了起来。
我大宋立国一百五十余年，造反的非常少，算起来也只有太宗年间的四川王小波和李顺，还有这次的京东贼宋江。这主要得益于大宋的各项制度，比如募兵制，每有灾害则必募兵，每募一兵则少一寇。还有就是国库充实，可以及时予以赈济安抚，比如前年黄河爆发大洪水，淹死河北百万人口，受灾百姓达千万之众，但因为赈济及时，河北安然无恙。
这个国库充实是指国库有钱，但这钱不是盈余累积，还是赊借而来，大宋一百多年来的国库都是这种状况，国贫而民富。
我大宋一朝的财政长期困窘，国力萎靡不振，积贫积弱，然而，从表面上来看，却是繁荣昌盛，百姓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了汉唐盛世，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宋的经济政策非常宽松，不立田制、不抑兼并。
所谓不立田制，就是放弃自三代井田、秦汉名田、曹魏屯田、西晋占田乃至北朝隋唐均田以来的国家土地管制传统，允许民间私人为田主。
所谓不抑兼并，就是朝廷对经济中的民间竞争与“兼并”现象采取类似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态度。
这种宽松的政策大大刺激了经济繁荣，但同时也造成吏治腐败，“三冗二积”（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国力孱弱之弊日益严重，于是到了神宗朝，便出现了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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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4章 国富？民富？（）
第十四章国富？民富？
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焦点就是“国富”还是“民富”，就具体策略而言，就是“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抑兼并”。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其实际动机则多是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以充实国库。
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抑兼并运动，都是在王朝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从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
但贫苦百姓对这样的“右贫抑富”毫不领情，他们纷纷投到富民那里去反抗官府，比如王小波、李顺，还有宋江，都是富人，都是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的反，所以说，多数王朝的崩溃都是朝廷“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王小波、李顺造反，其真实原因就是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之争，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反对统购统销的大变乱。当时朝廷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实行博买政策，就是茶丝帛由官府统一购销，官府低价强购，不卖给官府不行，这样一来，茶丝帛商就赚不到钱了，农民卖的价格也很低。四川茶商茶农非常多，他们利益损失最大，于是就激起了四川茶农一致反抗。李顺就是四川青城有名的茶叶贩子。
宋江造反的原因是一样的。朝廷增设了西城刮田所，西城刮田所是当今皇帝和蔡京等人搞出来的新政，一般老百姓只准有多少多少土地，其余的土地一律归公，然后派出很多人去刮田，这些多余的土地、山林、湖泊统统收归国有。
这个政策听起来也很不错，但贪官污吏太多了，他跑到一个地方，你不给他贿赂，那你即使土地很少，他也说你是大地主，于是土改扩大化了。很多中农，甚至是下中农，因为贿赂太少，或者没有贿赂，他就把你的土地给拿走了。当然了，如果你是大地主，有钱贿赂，他也不会没收你的地。
宋江是梁山泊边的一个庄主，因为梁山泊“公有”了，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活路了，于是造反了，而起因就是国家搜刮百姓，与民夺利。
类似于博买务，西城刮田所的国家搜刮机构现在很多，比如造作局、苏杭应奉局造作局、苏杭应奉局等等，它们在南方，是为搞花石纲而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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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则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然而真的实行起来就大有奥妙了。
“官”与“民”是一对对立范畴，有双重含义。“民”可以表示与国家或朝廷相对的私人或“臣民”之意，司马光所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即指此义。另外，“民”也可以表示与权贵势要相对的下层平民或“庶民”、“下民”之意。
显然，司马光所谓“在官”实指在官府或“公家”，除此以外的一切私有财产，从平民百姓到权臣、贵戚和强藩大将之私有者，都算是“在民”的，也就是说，国家不与私人争利。
他为什么反对“抑兼并”？实际上就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利益，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的私人特权，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抑兼并”，说白了就是要求国家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
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的话，“不抑兼并”的结果则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什么人称之为官？权臣，贵戚，近幸，强藩大将……官富了，“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其极端后果就是王朝崩溃，就是天下大乱。比如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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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扩张，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膨胀，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到危机日重而濒临崩溃。
看看本朝历史，你就知道官与民为了争夺财富，厮杀到了何种惨烈的地步。
自熙宁以来，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几度易位，忽而“变法”，忽而“改制”，忽而“更化”，忽而“绍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宁”，来来往往，不亦乐乎，然而，大宋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来越严重了。
自蔡京主政后，旧党一派因“元祐党人案”被镇压，至今没有翻身，“新党”因此得势十几年，大肆实施“抑兼并”之制。有人说“新法变质”，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的“利出一孔”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苏杭应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充国库，何来“变质”之说？
只是，以蔡京为首的新一轮改革同样没有化解大宋的危机，反而让危机愈演愈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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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抑兼并”不能解决大宋危机，“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
说白了，“抑”与“不抑”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个国政问题，深层次看，却是儒学之争。
自汉以后，“独尊儒术”一直与“汉承秦制”互为表里，儒学已成为杂糅诸家的混合体，而纯儒、纯法都已消失。
王安石虽然师法商君、申韩，但更尊崇孔孟，他实际上是一位带有法家色彩的儒，而司马光的放任主张与其说源自孔孟，不如说更多地来自“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黄老道家传统，他可以说是带有道家色彩的儒。所谓儒法斗争，从汉代以后，已经演变为儒家内部的“法儒”与“道儒”之争。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所谓的“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道儒主张“不抑兼并”，反其道而行知。
这两者的主张归结到经济政策上，就是法儒坚持“统制经济”，而道儒坚持“放任经济”，也就是自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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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把话说回来，王安石变法的根由是什么？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大宋实行的是“放任经济”，但由此造成了吏治腐败，“三冗二积”，继而国力孱弱。当今皇帝主政后，以蔡京为相，再实新政，按道理用“统制经济”应该可以充实国库了，为什么危机反而越来越厉害？
原因就是变法，变法导致政争，党争。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新旧两党互相厮杀，几十年下来，大宋国库不但没有充盈，“三冗”等积弊却发展到了极致，蔡京即使有通天彻地的本事，他也无力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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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冗”中，直接关系到新旧两党利益的就是冗官。
为什么官多？一是科举取士越来越多。科举是文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你敢改？二是按照“恩荫”法，恩荫授官的人数量极大，这些人包括皇族宗室和大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乃至门客。这个你敢改？
本朝初年，朝廷内外官员不过数千人。到真宗朝，官员大约万人。到了仁宗朝，增加到一万七千人。到现在，你可以估算一下，大宋有多少官员。还有，正官以外等候官缺的人数同样非常多，这些人也是拿俸禄过日子的。另外，受禄的宗室吏员有好几万人，不受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