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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小巴狄斯坦，坐在提叶老爹的马车上，随身只带了两口箱子和几个袋子。我问她说：“你要做什么？将来你怎么生活？”我牵着马不放。她回答我说：“神父，请不要为我担心。我还有我的儿子，我在巴黎附近还有几个朋友，我应该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我舍不得放他们走，紧拉着马不放。提叶老爹对我叫着说：“神父，赶快放手。如果你再不让我们上路，小心我抽你一鞭。”这个守财奴在大战中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因此对退伍回来的人随口辱骂，而且不断诅咒上帝。他就是诺特达姆农场的新主人。虽然以吝啬出名，可是公证人对我很肯定地说过，他给了玛丽叶特一个好价钱，可能因为他自己是过来人，因此特别能体谅玛丽叶特的不幸，从而看轻了金钱的引诱。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纵使人性中有多么黑暗的一面，但是在黑暗中一定会有一角青天，透露出一线光明。亲爱的孩子，从这件事情上，我了解到上帝要趁这个机会，在我们生活中留下他的印记。 四月十七日，我们再度接到证实贝努瓦已去世的消息。我按照玛丽叶特留给我的临时地址，把信转寄给她。她住在巴黎盖吕萨克街十四号一间带有家具的出租公寓。可是，自从她离开我们村庄后，就没有人再听到过她的消息。如果您能够向公寓房东打听一下的话，也许能找到她的下落，并请您千万告诉我一声，我将感激不尽。我实在很想知道她和孩子现在过得如何。 上帝的仆人加比纳克村神父安谢摩·布勒忽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玛蒂尔德也给“普通法”的女朋友丁娜·隆巴迪写了一封信。像“普通法”一样，她把信寄到马赛城受难者巷五号龚特夫人处，请她转交。结果回信的是龚特夫人，她用的是紫色墨水，信纸是从小学生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玛蒂尔德花了很大的工夫，逐字逐句按照发音念出来，自己摸索着断句，几乎每个字都要用放大镜观察，然后借助一本意大利文字典的解释和翻译，总算明白了信的大意： 亲爱的小姐： 自从去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四下午，我就没见过我的干女儿丁娜·爱米拉·玛丽亚。那天下午是她最后一次来看我，就像她在战前常做的一样。她送了我一盆菊花，让我可以放在我去世的父亲、姐姐和丈夫的坟前，一个鲜奶油蛋糕，一些番茄和青椒，还把五十法郎塞在白糖罐子里，一句话都没有对我提，避免伤害我的自尊心。 她那天的神情跟往常没有什么不同，没特别高兴，也没显得不高兴，而且看起来一切都好。她穿了一件蓝底白点的连衣裙，非常漂亮，可是短得露出了小腿，您可以想像得出是什么样子。她告诉我现在流行这种式样，可是我想您绝对不会穿类似这种样式的衣服。您一定是位高尚、有教养的淑女，可能只在狂欢节的时候才会穿上此类衣服，化装打扮成街头女郎，可是，我觉得您即使在那种情形下，也不会穿上这种衣服。我把您的信拿给我的邻居席欧拉太太看过，也给伊索拉太太看过。伊索拉太太跟她先生在陆蓬街上开了一间“凯撒酒吧”。 我可以保证她是一个有见识、受到大家敬重的女人。这两位太太都对我说：“从信上可以看出来，这位小姐是个上流社会的淑女。”她们两个都说我应该替丁娜回信，因为我已经有很多个月不知道她的下落了，所以我就听她们的话，提笔给您写信。 亲爱的小姐，请您不要为我这笔字不好意思。我小时候家境贫穷，从来没上过学。一八八二年一月，我跟我的鳏夫父亲和姐姐喜莉雅·罗莎从意大利来到马赛，那年我十四岁。我可怜的姐姐两年后就去世了，我父亲也在一八###年与世长辞，他生前是个受大家尊敬的泥水匠。我从小就要去外面工作，从来不得休息。我是一九年三月三日星期六跟保罗·龚特结婚的，那年我三十二岁，他五十三岁。他也在阿列斯的矿上辛苦地工作了二十年，从来不得休息，最后得了气管炎，在一九四年二月十号星期三清晨两点钟去世，离我们结婚还不到四年，实在可悲。先夫是个老实人，跟我是小同乡，来自我和喜莉雅·罗莎的出生地卡塞塔。他这辈子还没享受到养育一子半女的乐趣就与世长辞了，真是可悲。现在呢，是我的心脏不行了。我才五十一岁，连五十二都不到呢，就像一个老态龙钟的妇人，不但家门一步都不能出，连从卧室走到厨房这几步路也会气喘吁吁。您由此就可以知道我的生活有多么凄惨。俗语说“远亲不如近邻”，我还真幸运，有两个好邻居，一个是席欧拉太太，一个是伊索拉太太。伊索拉太太帮我到市政府办理社会赈济手续，我现在靠政府的补助过活，衣食还算无虑。请不要以为我这样说是为了博取您的同情，这点自尊心我还是有的。其实，我倒非常同情您，这么年轻未婚夫就在战场上牺牲了。我和我那两个好邻居都向您致以深切的慰问。 自从丁娜·爱米拉·玛丽亚·隆巴迪一###一年四月二日出生以后，我就一直非常爱她。她妈妈在生她时因难产去世，我父亲和我姐姐那时也都已经过世，我又还没有结婚。如果我能不通过文字，而能当面告诉您这些事情的话，您一定更能了解。不过您还是可以想像得出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姑娘，怀中抱着一个小女孩的心情，特别是丁娜的父亲罗杭宗·隆巴迪是个人见人厌、只会惹是生非的酒鬼。她常常来我家避难，好好地补补睡眠。她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后来走上歧途，是可以预见的后果。她大概十三四岁时认识了这个安琪·巴辛那诺，一个也是在这种不良环境下长大的小鬼，结果两人什么也不顾就坠入了情网。
欢乐时光（3）
今天是十月三号，我继续写昨天写了一半的信。昨天写着写着，我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因为我心跳头昏得太厉害了。您千万别以为我心爱的干女儿丁娜是个坏女孩，其实，她心肠好得不得了。战前，她每星期都来看我，从来没忘记过一次，而且每次都带东西来。她也从来没忘记要给我维持面子，总是背着我在糖罐里塞个五十法郎，有时候还不止这个数目。可是，她实在不该爱上那个拿波里坏蛋，跟着他走上歧途，过着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豪华生活。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有一天，他跟附近的另一个小流氓在酒吧里起了纷争，他一怒之下，在对方的肩膀上砍了一刀。我听到这件事时，真是吃了一惊，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件事以后，她每个星期六都到圣皮埃尔监狱去看望他，而且每次还带一大堆东西去，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跟他没进监狱以前一样。他十五岁以后就游手好闲，完全靠她养活，以为自己是个王公贵族。一九一六年他被送到战场以后，她居然跟着他到处跑，因为他们事先约好，他在信上用密码通知她他们驻防的地方，这样，她随时都找得到他。您能想像这种疯狂的爱吗？除了变成军中妓女以外，她还能有什么好下场？她还告诉我，安琪居然有本领在他那一团士兵中，帮她找到五十个笨蛋，将她视为战时代母（编注： 负责向士兵写信慰问、寄递包裹的妇女），等到这些大兵休假跟她见面时，她就骗光他们口袋里所有的钱。为了钱，他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办法来利用她。现在，他像一只野狗一样死了，而且很可能是死在法国大兵手里，再有钱又有什么用？如果他父母还活在世上，他们的面子都给他丢光了。还好，他们脑海中的安琪是一个好看得不得了、可爱得不得了的小男孩。他们在安琪四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安琪是让养父母带大的。可是他养父母一点都不管他，成天让他在街上鬼混。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是个坏心肠的人，可是，当宪兵来到我家通知他在前线死亡的消息后，我哭了一场，心想，这样也好，一了百了，大家都痛快。我可以告诉您，我的眼泪可不是为他流的。他是个走上歧途的可怜虫，可是对我干女儿而言，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魔鬼。 您在信上问了丁娜一些问题，我想我现在可以讲给您听。丁娜曾告诉过我，当她下落不明，我没办法跟她联络时，只要有她的信件，我就应该拆开来看，如果是政府机关或是警察局的公函，我就可以马上回信。安琪·巴辛那诺在战场上死亡的消息，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左右，几个宪兵来我这儿通知我这个消息。在之前的一个多星期，一月十六日星期二，我接到“地狱安琪”请人代笔，写给丁娜的最后一封信。我看到信时觉得很惊讶，因为自从他离开监狱后，就没再把信写到这里让我代转。看完他的信以后，我就更觉得奇怪了，因为他居然在信上对丁娜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由于我知道他撒起谎来脸不红、气不喘，像个江湖郎中一样，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我告诉过您他跟丁娜在信上使用约好的暗码，所以我以为这些甜言蜜语不过是用来掩饰他们交流的暗码。 我手上有的丁娜地址只是一个军区的邮递号码： Z·A·一八二八·七六·五，此外，什么别的都没有，因为她只在战地活动。不过这个地址是五个星期以前的，我知道她在每个营区活动的时间都不长，但还是把安琪的信转寄给她，她也居然收到了。她事后告诉我，因为收到了安琪的信，她才有办法循着线索去找这个魔鬼的下落，也才知道他死亡的真相。 她告诉我事情发生在索姆区的战场上，我们应该认了，安琪就算死了。她是在回到马赛后告诉我这些事的，就在我的厨房里，我还记得那天是三月十三号星期二。她又瘦又苍白，一脸倦容。我要她尽情哭出声来，让心里痛快一点，可是她说她一点都不想哭，只想叫那些害了她的安琪的家伙脑袋开花。后来我有一阵子没看到她，只接到一张她从土伦寄来的明信片，安慰我她一切都好，叫我不要为她担心。四月二十七号星期五黄昏，宪兵又来到我家，交给我一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书，“死了也好，一了百了”的话，我就是在接到正式通知以后说的。通知书上面写着：“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被敌人所杀。”可是没说明安琪葬在哪里。您想我会不问宪兵这问题吗？不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是说，安琪一定是跟很多其他的士兵葬在一起。 我六月时写了一封信到土伦去，后来我干女儿抽空来看了我一次。她比上次胖了点儿，气色也好多了。我感到很安慰，特别是她不愿意再提到她那宝贝安琪。那次以后，一直到我在信开始提到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四那段时间，她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每次都带东西来，而且还要偷偷塞钱给我。每次我们两人就在厨房里吃晚饭，有一次，我还勾着她手臂，身体靠着她，跟她一起上街去，到伊索拉太太开的“凯撒酒吧”去吃她的拿手好菜红烧猪脚。伊索拉太太是我们这一带一等一的厨艺名手，别的大厨都望尘莫及。 我不知道我干女儿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今年二月我生日时，接到她从乔塔寄来的卡片。后来有人告诉我，在离马赛不远的班尼耶小镇看见她，跟别的街头女郎一起在拉客。后来又有人告诉我说，她在加尔丹路上的一个绿灯户里卖笑。但她并未亲口告诉我，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