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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婚约 作者：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
星期六晚上（1）
从北海到东山，那些人们挖掘出来的苦路曲径上，就只能容纳妖魔鬼怪。他甚至不曾碰到那根白头发。 一九一五年，他曾得到军部颁发的嘉奖令和一笔捕获敌兵的奖金。他一共逮到三个。第一个是在香槟省，他双手高举过头，一撮黄发垂落在一只眼睛前，二十岁，会讲法语。他说——他究竟说了什么？ 别被线绊倒。 另外两个守在一个垂死的同袍身边，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已死的士兵肚子里塞着炮弹的碎片，在刺眼的阳光下，闪着光芒。他们在一辆半烧毁的有篷推车下，戴着绣红边的灰色船形帽，用手肘支撑着身体爬行，那天的阳光很强烈，他们头上的帽子竟未脱落。那是在什么地方？只记得是一九一五年的夏末，在某个地方。还有一次，他在不知哪个小村庄的火车站下车，月台上有只狗，对着士兵狂吠。 二一二四号从前是个生性活泼、身体健壮的汉子，他肩膀宽阔结实，由于青少年时代从事些粗重的活儿，他看起来比实际矮一点儿。他年轻时无忧无虑，怀着冒险犯难的精神，曾到新大陆去碰过运气，做过伐木工人，赶过大车，也淘过金。现在，他刚好满三十七岁。别人告诉他，他之所以那么背运，是因为穿了那双倒霉德国大兵的军靴。他一字不疑地完全相信了。他从死去的敌人脚上脱下那双军靴，一方面是因为死人再也用不着，另一方面是他自己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而在夜间值勤巡逻时，实在需要一双塞着稻草或报纸保暖的靴子。结果在驻扎在一间学校的时候，他们却说他蓄意毁伤自己的肢体，判了他自残的罪名。还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一群士兵闹出一些事情。那次算他倒霉，他没话说。可是说他自残，他不承认。他被褒扬过，一向都很努力地做个好士兵。现在横祸从天而降，他实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走在队伍的前头，因为他是五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他的宽肩绷得紧紧的，身体前倾，在那些沾满泥巴脸孔的注视下，踏着战壕里的雪水和泥泞往前走。 第二个编号为四七七，这个双手被绳子反绑在后的士兵，也是从塞纳河另一个征兵处调来的。他胸前还戴着一块刻有这个号码的铭牌，可是其他的个人物件和证章都被搜走了。现在他外衣和军呢大衣的口袋里空荡荡的，一无所有，就跟其他四个兵士一样。他在刚走进战壕时摔了一跤，衣服全部被雪水浸湿，现在包在身上，冷彻心骨，可是这一跤跌得是福是祸也很难说。过去几天来，他左臂痛得让他坐立难安，现在透身的寒冷不但麻木了他的身体，而且让他的精神得到片刻的纾解，把无可名状的惧怕暂时埋在心底。他不知道他究竟朝着什么走去，但是隐隐约约感到他正走向一段梦魇的尽头。 在噩梦开始前，他还当过下士。他本来是不愿意做的，因为他最厌恶任何职衔名称，可是，他们那组的大兵非要他当不可。他坚信将来总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平等自由。他入伍以前是个焊接工，跟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巴黎郊外的巴尼厄镇。他脑袋里装满了一堆跟世上所有工人相关的谚语俗语，全是描写他们的美好远景。他可以倒背如流，因为这些句子已经跟着他三十年了。他父亲也一样，他那喜欢对他讲述好时光的父亲，把这些俗语谚语也背得滚瓜烂熟。 他一直都知道，在他父亲遗传自他祖父、而他又遗传自他父亲的血缘中，已存在了这样的观念： 穷人用双手制造大炮，然后有钱人做军火买卖，要穷人自相残杀。他想让所有人都了解真相，所以走到任何地方，不管是营地、谷仓、小村庄的咖啡馆，他都滔滔不绝，一直讲到咖啡馆的老板娘点起了石油灯，讲到村里的警察来请他回家。警察说，他知道他们都是老实人，但要他们理智一点，该回家时就应该回家。他口才不算好，解释得也不够清楚。他的听众们生活在苦难和赤贫中，平时惟一的慰藉就是杯中物。酒让他们消愁，使得他们眼神迷茫涣散，头脑模糊。所以，他就更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把道理讲清楚了。 圣诞节的前几天，他站岗的时候，听说了某些人做了某些事的传闻。他立即把枪上了子弹，连看也没看，想也没想，飞快朝自己的左手射了一枪，他当时只想跟那些人作伴。在那间他被定罪的学校教室里，因同样罪名受审的一共有二十八人。他很高兴，甚至感到骄傲，居然有二十八个“同志”。虽然他再也见不到这一天了，因为那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生命中的夕阳，但他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总有那么一天，所有的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还有那些“传教士”，没有人会愿意再为任何事情拿起武器。至少他是这样相信的。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一种非常淡的蓝色，布满稀稀疏疏的小红点，像所有的焊接工人一样。 第三个人来自多尔多涅省，胸前识别证牌上的编号是一八一八。当他拿到这个号码时，摇着头显出一种困惑的神情。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每次分配到的餐厅或宿舍的橱柜号码都是十八，从无例外。从他开始会走路起，就拖着沉重的脚步。现在穿过战争的泥泞以后，他的脚步越发沉重了，人也变得更有耐心，更顽强了。他也是把枪上了子弹，然后朝自己右手射了一枪，因为他是个左撇子。跟四七七号不同的是，他开枪时没把眼睛闭上。他不但没闭上眼睛，而且像做其他事一样，全神贯注地执行了这个任务。没人了解他那超越现实、全神贯注的眼光，那是孤独者的眼神。长久以来，他独自进行一场私人的、无人参与的战争。 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
星期六晚上（2）
别被线绊倒。 一八一八号毫无疑问是五个士兵中最勇敢、也最令人生畏的一个。在两年半的军旅生涯中，他没有一次提到自己的生平，也没给别人任何机会问到关于他的事情。数年前，一个八月的早晨，他从自己的农场上被人拉去充军，塞在一列火车里，从此命运未卜。他什么都不明白，只知道如果想活着回来，他就得好好地守住自己这条命。有一次，他勒死了一个连上的军官，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叫瓦伏尔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向敌军发动攻势。他用膝盖顶着那军官的胸膛，双手紧勒他脖子。把军官勒死后，他捡起枪来，在枪林弹雨的火线攻击中，弓身飞奔而逃。就这么简单。 他有个妻子，跟他一样，也是个被人遗弃的孤儿，比他小九个月。他俩远隔千里后，他心头常浮现她细嫩光滑的皮肤。回忆带给他的痛楚，就好像在睡梦中被人撕裂一般。他常常想起她皮肤上的汗珠，跟他并肩劳动了一整天后的汗珠。还有她那双手。他妻子的手粗硬皲裂，像男人的手一样。农忙的时候，他们曾经同时雇用三个短工，每个人工作都非常卖力。但是现在所有的男人都充军了，他那二十一岁的妻子一个人留在农场，独立支撑下去。 他还有个小男孩，是第一次休假探亲时留下来的种。因为儿子的出生，他又获准了第二次探亲假。现在，儿子已经会摇摇晃晃地从这把椅子走到那把椅子。小家伙跟他一样强壮，同时有着他母亲那样细嫩光滑的皮肤。他们为他取名为巴狄斯坦。两年半内，他就休了这么两次假。第三次他是偷跑回去的，但是只走到巴黎的东站，身上没有合法文件，是不可能跑远的。但是他妻子，虽然既不太会读也不会太写，却能在千里外体会出他的心意，做了应有的准备。为此，他流下了生平第一次眼泪。他从来没哭过，至少从他有记忆开始就如此。他记忆深处有棵梧桐树，还有梧桐树的气味。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很可能从此以后都不会再哭。 在这五个被判了死刑的士兵里，一八一八号是惟一还相信运气的人。他总觉得他们不会被枪毙。他想，如果他们真要被枪毙的话，大可不用花这么多力气，把他们押送到另外一个战线，而且一直送到第一线。他们被起诉、审判的法庭设在索姆战区的一个村庄里。出发的时候，他们一共十五个人，全是犯了无可减轻罪行的人。然后剩下十个，最后剩下五个。在每个歇脚处，就有些人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他们先坐了一夜的火车，第二天又换了另一列，然后再换乘不同的卡车。他们先是往南走，然后朝西走，接着又向北走。到最后只剩下他们五个时，就改以步行在某条路上，由一队心不甘情不愿的龙骑兵押送。那些人给了他们清水、饼干，在一个已变成废墟的村庄里给他们换了绷带。他实在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 白茫茫的天空一望无际，炮火声都安静下来了。天气极度寒冷，除了这条被战争摧残得坑坑洼洼的无名乡村小道以外，大地万物都被覆埋在雪下，就像孚日山脉的冬天一样。可是这里不像孚日山脉，连座山的影子都看不见。这里不像阿贡恩一带，不是沟壑就是山脊，大可把人累死。他用那双乡下人的手挖起的一捧泥土，既不是香槟省的，也不属于马斯省。这捧泥土是他在理智上拒绝去承认的其他东西，直到走在他后面的人，不小心把一粒制服上的旧纽扣踢到他脚边时，他才不得不面对现实： 他们又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了，在阿尔图瓦区和皮卡第区的交界处，一大堆纽芬兰的士兵在此牺牲。在他们被带到远处、离开这里的七十二小时内，下了一场大雪，跟他一样沉重、静默、耐心的雪，封盖了大地，掩埋了田野上原有的裂痕、烧毁的农舍、干枯的苹果树干和散落在各处的军需补品。 别被线绊倒。 在战壕行进队伍中跟在他身后，五个士兵中的第四个，没有头盔，没有识别证，没有军团号码，没有口袋，没有家人的照片，没有基督徒的十字架、犹太教徒的大卫星、###教徒的新月，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燃起他生存的欲望。这个编号七三二八的士兵来自罗纳河口区的某个征兵处，生在马赛一个叫做“五月美人”的意大利移民区，名叫“安琪”。根据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意见，不管是在他生命二十六年中的哪一时期认识他，都一致认为天下没有一个比他再谬误不过的名字了。 事实上，他几乎像天使一般漂亮，而且让女人倾心，甚至包括贞德的淑女。安琪细腰长身，乌黑的眼珠比夜晚还要深沉神秘，颊上两个酒窝，下巴上还有一个小旋涡，鼻子高直挺拔，足以让他在伙伴面前趾高气扬，炫耀那句流行在军营中的俗语：“大鼻子，大酒虫”，加上浓密的头发，王子式的八字髭，轻柔的口音，满脸的浓情蜜意。但是，那些领教过他口蜜腹剑的人都知道，他阴险狠毒，锱铢必较，偷窃告密，胆小如鼠，信口开河，冷箭伤人，一毛不拔，厚颜无耻。此外，他游手好闲，一事无成，自认是前线弟兄中最悲惨可怜的人。 问题是，他还没有机会认识许多其他士兵，所以对此事也无法确定。 从头到尾，七三二八号在前线只不过待了三个月整，就是刚过去的这三个月。入伍前，他在某个管训营里服刑。不过，他在管训营里学到的是，如何从标签和年份辨认红酒的好坏，如何转移守卫的注意力，让他把脾气发在其他服刑人身上。在此之前，他被关在马赛的圣皮埃尔监狱中。一九一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