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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迁徙的百姓，最后本土的百姓也有些跟着喊了起来。
待众人静下来后，姬平向前几步，沉声道：“凡本王治下，田税，十而税一。”
“主公！”卢植、袁基和伍琼几人都是失声惊呼，四面百姓也哗然起来。
自高祖开汉以来，为了与民生息，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十五而税一及至文景之时，又有“田租减半”之诏，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东汉刘秀曾经实行过“十而税一”，但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
纵观两汉赋税制度，除桓帝、灵帝增加亩税十钱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实物地租，所以姬平突然将田税提升到“十而税一”，不但引起了卢植等人的惊诧，便是百姓也是哗然。
哗乱中，姬平声音清晰响起：“自今而始，凡本王治下，免除口赋，算赋减半！献费减半！”
寂静！喧哗的百姓登时寂静了下来。
卢植等官员也是目瞪口呆。
两汉田税三十税一，算是历史上最低的土地税，但人头税却极重，人头税起于商鞅变法，两汉沿袭，最主要的是口赋和算赋。
口赋，是对七岁至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二十钱，到了桓灵之时，口赋涨到二十三钱。
算赋，是对十五岁至五十六岁以下成年人征的“人头税”，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一百二十钱，谓之“一算”，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每年二百四十钱。为鼓励生育，女子十五岁到三十岁不结婚者分为五等，每升一等加征一算，有妇女怀孕者，免其夫算赋一年。
口赋和算赋是人头税，是归大司农，纳入国库，用于治理国家各项费用。
至于献费，则是一项单独的赋税，是缴纳给皇室，用于宫廷费用。
高祖十一年二月下诏：“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
在诸王列侯的封国里，田租、算赋和口赋由诸王列侯征收，但要交一部分给皇帝作为献费或祭祀宗庙的酎金。凡是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都要‘献给’皇帝六十三钱，以供宫廷费用。
这个费用姬平给予减半，并没有取消，因为他也不知日后宫廷的花费问题，毕竟侍从护卫都需要薪俸，他也不可能去种地经商赚钱，所以暂时减半，而不予取消，免得到时候无钱可用，再加赋引起反弹。
如今姬平虽然加了田税，却大大减免了人头税，所以四周百姓眼里无不透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卢植率先拜倒在姬平面前：“王上此举惠及万民，万岁！”
随后关羽带头拜下：“王上万岁！”
“王上万岁！”四面百姓跪成一片，呼声震天。
在宋代之前，包括这个时期，万岁只是表示人们内心喜悦和庆贺的欢呼语，并非皇帝专用。
姬平加田税而减人头税，并不是没有考虑。田税增加，而人头税大大降低，并不是没有深意。
高祖以来，降低田税而实行人头重税，虽然能在初期迅速恢复发展生产，但很快就造成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加剧了土地兼并！
因为田税轻而人头税重，刺激了富户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因为他们一家的人口是相对固定的，只需要缴纳固定的人头税，但兼并大量土地，只需缴纳较少的田税，自己便能获得薄税的大量收入，所以他们越来越富，土地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少地或无地的农民收入微薄，但一家人口却不少，收入难以支撑相对沉重的人头税，为逃避难以负担的赋役，他们或托庇豪门，加强了豪强地主的势力，或沦为流民，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如黄巾起义。
这样，大量的编户齐民从朝廷的户籍中消失，反而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而姬平减免人头税，正是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加重田税，以亩收税，却是加大了富户豪强的税费，因为他们的土地多。
这样的政策，一方面能加大对有钱有粮的豪强征收税费，平衡土地兼并力度，另一方面能鼓励百姓从富户豪强托庇下退出，编入国家户口，因为减免了人头税，田税只是少量增加，对他们而言，获得自由，自己种地当然更有好处。
但这种政策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要面对地方豪强的反扑！
这个姬平早已经习惯了，虱子多了不怕痒，反正他不少政策都要抑制豪强，他只要有精兵强将在手，加上科举选拔人才，加上百姓支持，他怕个鸟！
何况这个田税也不算高，但凡有公心有良心的世家，自然不会有太大反响，而那些无良、贪婪的豪强，正是他姬平的目标。
看着跪倒一地的官员、将士和百姓，姬平兵没有让他们立时起来，而是继续道：“凡本王治下，严禁州郡诸县滥加赋税，自今而始，废刺史一职，设监御史，凡郡，置太守、都尉、监御史。
太守治民、进贤、决讼、检奸；
都尉掌郡兵，护卫郡县；
监御史掌监察，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检核非法。
监御史之下设督邮，以郡分东、南、西、北四部，各监察诸县。
督邮之下设亭长，监察乡里。”
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也是姬平早有的想法，或者说这种制度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便实行了太守、都尉和监御史制度，西汉沿袭秦法，汉武帝时设刺史，也是主管监察。
但到了汉末，刺史除了监察，渐渐多了一些权力，到了王莽之时，将刺史改为州牧，实现了刺史由监察官到地方官的转变。随后地方反抗势力蜂拥而起反对王莽称帝，王莽为了镇压地方，又给了州牧统军作战的权力，已经是行政、军事、监察合二为一了。
到了东汉建武十八年，依旧制将州牧再改为刺史，但由西汉刺史无固定治所，变为各有驻地，刺史权力也逐渐扩大，又常有派刺史领兵作战之事，已经没了刺史设置之初掌监察的本意。
所以姬平废了刺史，改立监御史。
第一百一十六章 天下大势（）
监御史之下的督邮，却不是被刘备亦或张飞鞭打的那个知名督邮，督邮是个官职，主管监察，根据一郡的地理，通常分为东部督邮、西部督邮之类的，监察数个县乡。
至于亭长，掌管治安，兼管停留旅客，而亭与乡和里的建制有所不同，乡和里属行政划分，亭则和军事有关，不是一个体系。
但自汉末以来，亭长治安缉捕盗的职能已经退化，越来越多地参与了民政和教化，和乡、里在地方上所起的职能没了差别，造成机构重叠，与乡啬夫和三老时有冲突，对地方造成不利影响。
考虑到亭和邮的设置有些相近，姬平便将亭长也归属监御史和督邮统管，形成一套自下而上的监察系统。
至于这个监察系统是否可靠，他自有史阿的暗影司暗中监管，只要不赋予暗影司审查和生杀大权，他相信不会造成后世锦衣卫和东厂的问题。
处置了胡氏坞的问题，姬平提出了一系列的政令安抚民心，这些政令便交由卢植赶回安邑去完善。
他带着典韦八百亲卫军和袁基、伍琼、周毖一行继续南行赶往盐池，与此同时，他让关羽带着五千大军，加快行军速度，向西南直插猗氏、解县和蒲坂，一路清扫董卓军残部，至蒲津固守。
张济兵败退守平阳，他们夺取河东郡的消息势必会传到雒阳董卓耳中，一旦董卓得知消息，必然会派大军渡河，重夺河东郡。
因为河东郡的地位极为重要，是关中的左侧门户，历史上，凡破关中之战，几乎必然涉及河东郡。
一旦河东郡失守，关中正面的函谷关和潼关天险屏障就失去了作用，从河东郡西南蒲坂县的蒲津渡可以渡过黄河，直入三辅之地的左冯翊，威胁三辅要地。
三辅，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
京兆尹为核心，长安城便在其中。扶风，意为扶助风化，冯翊，意为辅佐。左冯翊、右扶风拱卫京兆尹。
后汉都城迁到雒阳后，三辅之地的重要性便相对弱了，但董卓西迁后，如今天子刘协和一众朝臣就在京兆尹长安城，所以此时的三辅之地乃董卓重中之重的核心要地。
而要从关中大举出兵河东郡，有三条通道，蒲坂的蒲津渡、河北县的风陵渡和大阳县的茅津渡。
还好中间隔了一条黄河，河东郡地势比之关中又高，只要谨守三大渡口，董卓虽万军难渡。
中郎将荀棐已经先行去茅津渡以及毗邻的大阳渡防守，茅津渡和大阳渡对面的陕县，目前正集结着董卓进击雒阳的大军。
但先前姬平已经将雒阳一带船只搜拢殆尽，黄河自古也没有水战，缺乏大型战船，料想董卓大军一时也是望河兴叹，以荀棐的沉稳带着三千人足以固守。
而姬平将关羽这个猛将派去蒲津渡而不是北伐平阳，也是大有深意，因为蒲津渡是董卓大军最有可能渡河的地方。
河东郡与关中接壤的三大渡口中，南面的茅津渡和风陵渡都是背倚中条山屏障，即便董卓千辛万苦渡河，也只是占领河东郡边界的河北县和大阳县，很难翻过重重叠叠的中条山进入河东郡腹地。
而蒲津渡则不同，可以直入河东郡腹地，进击治所安邑。
战国时，秦国数次伐晋，都是在蒲津搭浮桥渡河，包括后世的唐至元、明，凡秦晋间兵事，往往济自蒲津，为战守必争之地。
所以，姬平需要关羽这个猛将镇守蒲津渡。
而风陵渡，姬平沉吟了许久，交给了徐晃。
这几日他与徐晃多有交流，徐晃虽然年轻，却很有头脑，对于很多军事和阵战见解比他还强，又极为勇武，不弱于张辽。
在用人上迟疑不是姬平的风格，他当初敢用张辽，如今自然也敢用徐晃，当下任命徐晃为奉义校尉，从杨奉军和张辽军中各调了一千人，共两千人，交给徐晃统领，携带五日干粮，翻过中条山赶往风陵渡。
至于后续的军粮调拨配备，交给了如今的河东太守卢植。
看着徐晃被任以重职，贾玑眼中闪过艳羡之色，这自然瞒不过姬平的耳目，不过姬平敢果断用徐晃，却果断不敢用这贾玑。
毕竟贾诩那老狐狸就在敌对方，姬平还不想作死。
他们在赶往盐池，与此同时，天下各处也都有变故。
最南面的长沙太守孙坚，三个月前响应讨伐董卓，这个江东猛虎一路北上，闹得风风雨雨。
孙坚抵达荆州襄阳时，有荆州刺史王睿要孙坚先杀了武陵太守曹寅才肯一并起兵，曹寅也不肯束手就毙，便假冒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的檄文，命令孙坚将王睿处死。
孙坚本与王睿便有矛盾，领兵直入襄阳，逼得王睿走投无路，吞金而死。
逼死王睿，孙坚继续北上，到了南阳，他请南阳太守张咨供应军粮。
这张咨本是董卓刚入雒阳时，为拉拢关东士人而任命的郡守，与张邈、袁绍等是一批，但张咨却没有起兵讨董，又不肯发粮给孙坚。
于是江东猛虎一发狠，又把张咨也干掉了。
杀了张咨，孙坚继续北进鲁阳，投奔了逃出雒阳的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