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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个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白元毫不害羞地说。
苗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地向他直截了当要这么重要的职务！
这倒使苗凯一时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要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个人跟上就行了。白元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他也当不成！叫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
他把吃剩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
这时候，办事处主任武宏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元起身去小餐厅。
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宏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山西特别老陈醋。武宏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得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
当天下午，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钟来办事处看他。
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本来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但今天下午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会，走前专门吩咐我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床位，让你安心养病……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可以搬进省医院。”
吴斌和石钟也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情况不好，整天头昏脑涨的。
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探望他的病情，因此不谈工作方面的事。
说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专门经营黄原特产呢？比如你们那里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我家都说咱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生民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苗凯转而对吴斌和石钟说：“你们两个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拿什么盖楼？”
吴斌开玩笑说：“你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不信你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
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了。
省委领导临走的时候，石钟才对苗凯说：“关于黄原行署的领导班子，我们考察后，高凤阁同志在干部中意见很大，根据民意测验看，大部分干部都拥护让田福军当专员。省委也认真考虑了你提出的意见。但根据考察的情况，还是决定提拔田福军同志。省委希望你们能很好地配合，使黄原的工作尽快出现好的局面……”
“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福军同志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黄原的工作现在我想让他多管一些。我年纪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太好……”
省委领导们临走时，再一次嘱咐让他好好安心治病。
第二天，苗凯就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个月以后，黄原地委副书记高凤阁借到省里来办事的机会，赶到医院来看望了他。高凤阁不是来汇报的，而是描绘了苗书记离开后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形势。
高凤阁告诉苗凯，他刚一走，田福军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目前，全区农村正在搞生产责任制，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有的地方已经包产到户，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但田福军指示不准拒挡。据他看，大部分县的领导还是不完全按田福军的那一套来。他对苗书记说，不论怎样，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就要当一把手呀，而且都传说苗书记已经免了职，要调回省里……
“那地区其他领导的态度呢？”苗凯尽量沉住气问高凤阁。“除过我，大部分人都跟上田福军跑了。连冯世宽也积极为田福军卖劲使力，前不久已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
苗凯听完高凤阁的汇报，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根本想不到，田福军这么快就在黄原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而且这么胆大，竟然刮起了单干风！
（）
高凤阁激动地对苗凯说：“你应该很快返回黄原去！省委又没免你的职，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你怎么能把权力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地瞎折腾呢？你要是回去，局面肯定会另有变化！田福军的这一套做法尽管农民拥护——农民嘛，都是小生产者思想，当然愿意搞单干！可是县、社和一些大队领导人都顶得很凶！只要你回去，田福军的那一套推行起来就不那么顺当了……我已经给《黄原报》写好了几篇评论员文章，是抨击这种危险倾向的，等你回去后，我就准备连续发表！”
苗凯考虑了一下，说：“你先回去，让我自己想想再说……”
高凤阁走后，苗凯想，凤阁说得对！他现在仍然是黄原的一把手嘛！而且从吴斌和石钟上次来办事处，也看不出省委就要把他调出黄原。既然这样，他作为地委书记，怎么能装病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呢？
不能住院了！应该立即返回黄原去！
苗凯说走就走。他在第三天办了出院手续，同时给省委打了招呼，然后就坐车迅速地返回了黄原地区……
第五章
进入伏天以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峁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落过半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象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
金家湾和田家圪崂两处生产队的禾场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是谁又指望吃夏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粒，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
但不论怎样，到这季节，庄稼人心里就不再那么恐慌；即是没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
我们的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变化。从本书第一部结束到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个小生命；但还没有什么人谢世。唯一令人瞩目的是，一九七七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哭咽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央豁开了一个大缺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那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统统付之东流。大坝落成后，孙玉亭曾出主意在坝面上用镢头雕刻了毛主席的两句诗词：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玉亭当时解释说，刻这两句诗最恰当，因为大坝旁边的神仙山就是神女变的。现在，烂坝大豁口的两边，只剩下了“高峡”和“无恙”四个字，似乎是专门留下来嘲笑福堂和玉亭两个人的。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舍和哭咽河口对面田家圪崂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让洪水卷走了。
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他那股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明显地跌落了下来。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吃一惊。当年他曾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亭还告诉他，三月份昔阳县委在报纸上都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圪节公社主任徐治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撒销了。哈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世事看来的确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看，把金光亮几家地主成份的人高兴成了啥了！走路都能得唱“道情”哩！
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在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最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跹蹴下不工作了——工作啥哩？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嘛！唉，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哩！毛主席老人家生前一贯爱穷人，而今却爱起了富人……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亭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一次，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哩！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一段时间就要纠正——那当然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却越来越远了……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面已经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听说这政策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迟早要犯大错误呀！
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圪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行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
杨高虎把这个“主要精神”给大队党支部传达后，也就不管了，拿着枪整天到山里去跑着打野鸡。
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亭、金俊山和金俊武，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他们的“一致”性质上有区别；田福堂和孙玉亭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不搞——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不予理睬，等于没说。
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一回事，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面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住呢？
哈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无法无天了！
可是，在耕翻麦地前，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
那些天里，整个田家圪崂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时出现过。看吧，天一黑，人们把饭碗一撂，鞋底子掼得山响，就纷纷涌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嚷大半个夜晚。
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来。
正式分组的那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是同族人，专意客气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福堂尽管一肚子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去